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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六種貢獻

來源:本站整理 日期:2017-11-30

 

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道獲益于東西方之共同開拓

        “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由一名德國地質學家李?;舴矣谕砬鍖χ袊啻慰疾旌?,首先在其《中國》一書中提出,原僅指中西陸上通道。此名出現于學界后,一些學者以為古代絲綢不僅經由陸路運往西方,也通過海上航路。法國漢學家沙畹因此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之后日本學者三杉隆敏以此為名,于1967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一書,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亦以“海上絲綢之路”之名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學界遂相沿成習,乃有此稱。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開辟與拓展,非由一朝一代完成,亦非由一地一方所主導。其航道的開辟及海上網絡的不斷擴展,獲益于古代東西方人民的共同開拓。

        秦代“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開拓

        大約在戰國時期,嶺南地區與南海諸地已有海上間的往來。秦一統中國,于嶺南設番禺、桂林、象郡三郡,轄地直達南海沿岸。漢代嶺南或已通過越南中北部港口與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建立了海上聯系。廣州南越王墓出土實物中的波斯銀盒、中東玻璃器,表明其時嶺南與中東間經印度為中轉地的海上貿易航道已經開通?!稘h書·地理志》即載錄這時由雷州半島或漢朝控制下的日南,經由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東海岸黃支(今馬德拉斯一帶)的航路,并指出其時船舶往返一次需 20余月。此時馬來人在東南亞地區的航運中亦頗為活躍,他們的船舶向北駛達漢朝轄屬諸港口,向西或已進至印度洋西岸。而印度人也在這時向東航行至馬來半島和中南半島,其西向的船舶則已達紅海港口和東非海岸。 此前及與此同時,西方的埃及人、敘利亞人、希臘人、波斯人在地中海、紅海及印度洋水域已有規模性的航?;顒?。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開拓

        西漢末,陸上絲綢貿易的開展,使得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亞商人基本操縱了這一商業活動。為了能與中國直接進行絲綢交易,地處西方的羅馬帝國尋求繞過帕提亞的海上通道?!逗鬂h書·西域傳》就此載道:“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奔s在1世紀中期,羅馬人希帕羅斯于阿拉伯人處掌握了利用印度洋季風航行的方法。于是,經紅海東航印度的羅馬船只開始逐漸增多,他們“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成書于1世紀80年代的 《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遂已談到秦尼城出產的絲及絲織品經由陸路運至印度南部,再被海運至西方的史實。至2世紀中葉,托勒密《地理志》又講到自中國都城秦尼,有一西南行的道路可通海港喀底格拉,李?;舴乙詾樵摳奂礉h屬的交趾。

        兩晉南北朝時的佛教傳播

        兩晉南北朝時,佛教于中國獲得廣泛傳播,中、印兩國僧侶往來頻繁,當時來廣州和建康(南京)的國外高僧,似乎都由海道入華。東晉時,高僧法顯前往印度取經,后由海上回國。據其《佛國記》載,時印度恒河口的獅子國(斯里蘭卡) 到耶婆提(印度尼西亞爪哇),再至廣州均有商人大舶。這些船舶除運輸貨物外,尚可載客200多人,乘客多為商人。商船一般“赍五十日糧”,因“常行時正五十日便到廣州”。這時由波斯灣及紅海諸港口出發的船舶,其東航停泊之地主要在南印度的泰帕洛班等港口。印度人仍在東西方航道上發揮著中介作用,他們于東南亞建立商業據點,航程通達交趾與廣州。而自6世紀起,地處南海的室利佛逝,亦已建有頗具規模的海上軍事力量,控扼了馬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他們改進港口,征收船舶過境稅,一度控制著東南亞地區的航運。至唐初,印度人雖依然是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重要參與者,但這一時期由海上來華通好的國家,較之以前增加不少。除南海諸國及印度外,尚有西亞、東非海岸地區的商旅?!锻ㄖ尽肪硪痪虐溯d: “舊時所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開拓

        唐代中期,地處歐洲與東方之間的阿拉伯(大食)帝國興起。其時西域交通自 “安史之亂”后,漸趨蕭條,甚或衰敗。故這一時期東西海上交通日益進步,西方商旅在與東方的交往中,多舍陸路而取海道。大食帝國所屬波斯灣、紅海沿岸港口遂成為航?;顒拥闹行?,且由中東地區至中國的海上交通較之以往大為擴展,自紅海、波斯灣直接航行到中國的路線亦已徹底開通。由巴格達,經波斯灣東出霍爾木茲海峽,穿過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尼科巴群島,繞馬來半島,由南海而至交州,或廣州、福州、泉州,或北上揚州的航線已成為海上繁忙的貿易路線。且隨著大食帝國國勢鼎盛,阿拉伯人將羅馬人、希臘人、印度人排斥在東來的航運之外,而與波斯人共同壟斷,并控制了東西方之間的這一海上通道。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約825—912年)所著《道里邦國志》,詳細記載了自波斯灣的巴士拉航行到中國廣州、泉州等地的航線、里程與時間。而《新唐書·地理志》則載錄了唐代地理學家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之路線、停泊港及日程,亦即由廣州往南海,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到波斯灣的西向航路。唐代以前,中國船舶雖多有駛往印度,但進一步向西航行者,較為少見。自唐中葉后,中國船舶駛往波斯灣及紅海沿岸的日漸增多,直至宋元不衰。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的開拓

        宋朝承襲唐朝與五代時吳越、閩、南漢、南唐等政權的海上活動,與東南亞、南亞以及中東地區往來甚密。宋船與唐舶一樣,遠航至波斯灣港口,或已抵達紅海。元朝也高度重視對海外的經略,并極力開拓東西海上交通。這時西向航行的中國船只多直接駛往波斯灣諸港口,并進入紅海水域及東非諸港??梢哉f,元人基本控制了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各國間的海上交通。大德四年(1300年),東非印度洋海岸的蘸八(今蒙巴薩桑給巴爾)和北非刁吉兒(今摩洛哥丹吉爾)使者泛舟遠航來朝。據《經世大典》載,次年,元朝命答術丁由海道出使馬合答束(今索馬里摩加迪沙)等地,征取獅、豹等 物。同時又遣愛祖丁等為使,由印度洋入紅海,繼而前往刁吉兒購取豹子等稀奇之物。

        明代鄭和下西洋的世界影響

        明代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從永樂三年(1405年)首次率龐大船隊通使西洋,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七下西洋,歷經30余國。經南海,穿越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洋,沿印度南部海岸西行入阿拉伯海,進而到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岸;或由斯里蘭卡南端,經馬爾代夫群島,直航于東非沿岸。鄭和船隊大規模的遠航,雖使明朝與亞、非兩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聯系,對中國的海上交往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其航行未能超越前人船舶所至。


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復制品《天下全輿總圖》


        由于穆斯林數百年間長期控制著自印度洋西端至東方的航路,致使歐洲諸國難以順利通過傳統的海道獲取與東方的貿易,亦迫使其開始尋求新的通往東方的航路。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開辟 了經加那利群島,繞非洲南端好望角,由莫桑比克等地進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1511年葡萄牙人進占馬六甲,乃對南海地區的海上活動產生影響,東西方海上貿易關系遂出現變局。1553年,葡萄牙人“借地”澳門。此后,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人相繼來華,中國與西方間的海上通道乃逐步由印度洋延伸至大西洋沿岸的歐洲諸國。


 

鄭和航海圖局部

二、“海上絲綢之路”與古代物質文明傳播

        “海上絲綢之路”亦稱之為“陶瓷之路”

        中國古代海上輸出物品,以絲綢、陶瓷為大宗?!稘h書·地理志》所載海舶載運出境的“雜繒”,即各種絲綢。后因陶瓷易碎,陸路運輸頗多困難,故其在海上輸出物品中占據主要位置。自唐代始, 陶瓷已是外來蕃商采購的重要物品,從長沙窯、龍泉青瓷窯、德化窯,到景德鎮青花窯、漳州窯、潮州窯等,都有外銷瓷生產。宋代中國制瓷技術業已成熟,精美的瓷器成為與絲綢并駕齊驅的代表性商品,亦成為中國的文化象征之一。近數十年來,發現于東南亞蘇門答臘海域的唐代大食“黑石”號沉船,中國閩粵一帶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陽江“南海1“號、潮汕“南澳1”號,其裝載貨物無不以瓷器為主。明初鄭和七下西洋與沿線所在國家交易的主要物品也是瓷器,故“海上絲綢之路”亦稱之為“陶瓷之路”。

        中國陶瓷源源不斷輸往海外,也促進了沿線各地陶瓷制造業的發展。古代東南亞、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就因中國瓷器的大量引入促進了本國制瓷業的進步。同樣,元明時期來自波斯、阿拉伯等地區的青花色料、掐絲琺瑯技術,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輝煌及景泰藍工藝的產生。而17世紀的歐洲亦因受到中國影響,陶瓷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其技術回流又影響了“廣彩”新瓷器種類的產生。

        古代海上輸入中國的物品,則以香料為主

        香料是熱帶芬芳類植物和動物分泌的香膠,有止癢殺菌、祛腥除臭、清潔環境的作用。入于藥用,則功效更多。其產地主要在東南亞、東非及阿拉伯地區。唐宋時期蕃商輸入中國的香料,又稱 “南路貨”。其中主要有乳香、沒藥、安息香、蘆薈、龍腦香、丁香、血碣、阿魏、沒石子等,它們多被納入中國的本草、方劑中。熙寧十年(1077年),僅廣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司所收乳香計有354449斤。紹興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羅辛更是一次就于泉州市舶輸入價值30萬緡的乳香。由于香料在海外輸入商品中位列大宗,學者遂亦將“海上絲綢之路”名曰“香料之路”。

        大帆船航運是16世紀末和17世紀歐洲崛起后國際貿易的重要特點,絲綢、瓷器、茶葉、工藝品、金屬制品等,經由新開辟的海上通道運向歐洲、美洲,同時美洲的重要作物如番薯、玉米、煙草、馬鈴薯、花生及白銀等經由歐洲人輸入到東南亞和中國,大大豐富并改變了東方的社會物質生活。顯然,在古代東西方“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商品的互補性始終是這一通道活躍的重要動力與支點,而且這一貿易往來也始終處于互利、和平的氛圍中。


由于香料在海外輸入商品中位列大宗,學者遂亦將“海上絲綢之路”名曰“香料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沿線不同文明的交往

        “海上絲綢之路”雖以貿易為主導,但其文化影響深遠。如果說東西方文明的傳承和文化的交融,促進、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那這一切均應是通過陸、?!敖z綢之路”交通網絡來完成的?!昂I辖z綢之路”把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波斯、羅馬、阿拉伯和中國等古代世界文明地區網絡于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的海上交通大動脈。經這一海上通道,東西方古老文明相互激蕩,彼此交流,從而對世界文明的演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類所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中的社會制度、宗教信仰、藝術、文學、哲學等內容,均經此通道而獲得了充分的交流。

        僅就宗教文明來看,“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宗教傳播的重要通道。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上絲綢之路”陸續傳入中國,而佛教、祆教、猶太教等亦在東南沿海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遺跡,從而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諸港埠的開放包容。佛教禪宗始祖達摩即由海上東航而來,并于廣州建草庵傳法。至唐代六祖惠能創立南派禪宗,對海內外佛教產生了深遠影響。伊斯蘭教亦自唐代由海路首先傳入,中國穆斯林廣為流傳的阿拉伯教士宛葛素所創建的懷圣寺,成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重要標志,亦被視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文化遺產。明萬歷年間,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由廣東上岸,北上京城,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成為“西學東漸第一人”。清嘉慶年間,英國倫敦傳道會馬禮遜進入廣州傳教,成為第一個來到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他把《圣經》譯為中文,編纂《華英字典》,開辦“英華書院”,培養本土教士,創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許多個第一。而中國本土的南海神、媽祖神、關帝、北帝等傳統民間信仰亦隨著歷史上華人在海外的足跡,傳播到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海上絲綢之路”推動了人類航海文明的進步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離不開船舶制造水平的提高、航海技術的運用及航行經驗的積累。而航海文明的交流,是海上交通始終充滿活力的保障。

        嶺南地區秦漢時期所造船舶已具有近海航行的能力,或已由越南中北部港口駛往東南亞。其時,印度、羅馬船只亦曾遠航至交趾。至唐代,來自波斯灣諸港口的“波斯舶”,在當時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具有廣泛的影響,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傳》即載:“波斯常于四海泛舶,亦泛舶漢地,直至廣州?!睍r許多中國僧侶到海外求法,即乘坐波斯舶。僧人義凈由廣州赴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金剛智從獅子國 (錫蘭) 經蘇門答臘回國,均搭乘波斯海舶。至宋代,大食船舶“木蘭皮”又為國人所認識。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稱其為“大食巨艦”,“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南宋趙汝適《諸蕃志》亦有相同之記載?!叭輸登恕彪m不免夸張,但“木蘭皮”應屬船體龐大的海舶,在當時實屬罕見?!端问贰な池浿尽吩?“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 載一千婆蘭?!比艏右哉鬯?,亦即當時最大的蕃商海舶可載運150噸,這一數字遠超陸上“絲綢之路”大型駱駝隊的載運量。

        唐代后期,中國造船技術有了顯著的提高,所制海船以船身大、載貨量多、結構堅固、設備完善、抗風力強而著稱于世,并多往來于中國和印度洋以西的水域。阿拉伯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云,遠航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中國海船,都是鐵釘鉚牢、船板非常堅厚的巨舶。由于其載量大,吃水深,駛近阿拉伯地區時不能直接進入波斯灣內水域較淺的巴士拉等港口。至明代鄭和下西洋時,中國遠航船隊的規模更加龐大,其最大“寶船”可載千人,載重量則約達1500噸。唐宋時波斯、大食海舶中多畜養有信鴿,船舶每泊一地,或遇到風險,常以放飛信鴿相告。而至遲在11世紀末中國羅盤亦已用于航海,從而推進了東西方航海的發展,對中世紀海洋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

        此外,古代埃及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在掌握與應用海洋氣象學和航海地理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促進了東西方航海文明的發展。中東人早就掌握了利用印度洋季風航行的方法。9世紀時,阿拉伯人已把海洋劃分為7個氣候帶,阿拉伯文獻《緒論》中,則講述了由埃及前往中國,及至新羅的航路,其內運用了氣候區概念以描述沿途海域與地理狀況。這些知識對中國航海地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对貢O志》載,元政府曾下令在福建擅長航海的回回人中尋找“海道回回文字剌那麻”,即“航海指南”。至馬可·波羅由泉州乘中國船舶回國時,船上已經使用了表示航向的針經。明代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的航海圖已經很完備。明人茅元儀《武備志》附載《鄭和航海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航海圖。全圖 24 面,其中有《牽星過洋圖》4幅,收錄外國地名300有余。海內外學者研究以為,這一航海圖經與元代的回回文“剌那麻”有關。

        鄭和七下西洋后,明代出現不少關于航海的書籍,如《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四海指南》《海航秘訣》《航海全書》等,其雖均已亡佚,但內容散見于明人著述中。記載了航海定向方法、里程計算、水深測量、海外航線和航行之山形水勢,實即“航海指南”。成書于明代中后期的《順風相送》和清康熙末年的《指南正法》,則得以存留下來,并成為古代航海文明的珍貴文獻?!昂I辖z綢之路”沿線人民于海洋氣象、航海地理及船舶制造等方面互動交流,相得益彰,提升了古代航海水平,亦使海上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

 

學者饒宗頤先生


三、“海上絲綢之路”與古代科技文明交流

        “海上絲綢之路”遠非僅為向外輸出絲綢、陶瓷,向內引入香料、珠寶的貿易航道。通過這一航線,為國人所樂道的古代發明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以及中醫藥、煉丹術、養蠶術和陶瓷技術等被傳播到西方國家。同時,西方的諸多科技與文化也被輸入中國,從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向前發展和東西方社會的共同進步。

        隋唐時期,印度的天文、歷算、醫學、制糖法以及與本草有關的許多植物輸入中華,大大影響了唐朝的科技與文化建設。宋元時期,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亦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來的穆斯林商旅、學者、教士、工匠等,將伊斯蘭文明中的天文學、數學、醫學、地理學及許多技藝傳入中華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16 世紀中期以來,隨著西方人在東方貿易活動的開展,歐洲的傳教士也漸次進入中國。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傳教之余,廣播西方文明,致使歐洲許多近代科學技術與文化傳入中國,西學東漸初顯規模。

 

四、“海上絲綢之路”造就了大量史籍文獻的產生

        “海上絲綢之路”始于秦漢,盛于唐宋元,至明初鄭和下西洋而至高峰。沿線人民的各種活動,不僅豐富了東西方社會生活,亦產生出大量的中外史籍文獻。這些史籍文獻成為今天人們反觀古代這一海上航道及沿線國家社會、風俗、物產的重要資料,對不同國家人民的彼此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亦是“海上絲綢之路”遺留給世界的寶貴財富。

        早在東漢時,番禺人楊孚就著有《南裔異物志》,書中所載物產,涉及周邊地區和海外國家,從其輯佚條目中,可尋得漢代嶺南與扶南 (在今柬埔寨)、金鄰、斯調等海外諸國交往的蛛絲馬跡。三國時東吳所派出使扶南的朱應、康泰分別撰有《扶南異物志》《吳時外國傳》,記述了中南半島諸國的風土人情。東晉高僧法顯憑信風而泛舶,求法東歸,所著《佛國記》(亦名《歷游天竺記傳》),成為研究這時海上航路的重要資料。唐高僧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慧超《往五天竺傳》,就海上航路及沿線國家與風物的記載,在亞洲產生了深遠影響。

        成書于8世紀的阿拉伯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以及由商旅撰就的《中國印度見聞錄》,是記述唐朝穆斯林鼓舶東航,于海上往來所見所聞的重要文獻,兩書提供了這時大食商人由波斯灣海岸諸港口至中國廣州詳盡的海上行駛航程。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則迄今被海內外學者視為研究海上中外交通的重要著述。元人汪大淵乘舟泛海,可謂古代杰出的海上旅行家,其《島夷志略》實為中國最早的航海游記,對元代海外諸國闡述頗詳。其時周達觀隨使出訪,著有《真臘風土記》,翔實而生動地載錄了這時柬埔寨的社會風貌。同一時期,來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自泉州搭海船回國,其成書的《馬可·波羅游記》記述了這時海上航道的狀況;而稍晚來華的另一意大利人鄂多立克由波斯灣泛海東來,著有《鄂多立克東游錄》一書,兩書對歐洲社會了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元代來自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其《伊本·白圖泰游記》中記述了由阿拉伯乘船一路東行至中國的見聞,其游記在西方社會有廣泛的影響。至明初,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費信著有《星槎勝覽》、鞏珍則撰成《西洋番國志》、加之《武備志》載錄《鄭和航海圖》等,展現了當時規模宏大的中國船隊航行西洋的壯舉,同時亦成為記述南海、印度洋沿岸國家十分珍貴的文獻。成書于明末的張燮《東西洋考》,則取材于歷代史籍和當朝邸報,參以故老、海商和舟師的誦述與見聞,詳細記載了東西洋諸國和地區的歷史沿革、形勢、物產和貿易狀況。



        自16世紀下半葉,隨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東航,在歐洲陸續出現記述中國的著述。早期有伯來拉的《中國報道》和克路士的《中國志》,西班牙人門多薩于1585年撰成的《大中國史》,是歐洲全面介紹中國的首部作品。荷蘭人威廉·伊斯布蘭茨·邦特庫的《東印度航海記》,則是一部記述17世紀初荷蘭船只在印度尼西亞及中國沿海航行情況的重要文獻。此后利瑪竇的《中國札記》在歐洲產生了重要影響。17世紀至18世紀,自海上來華的傳教士們更是編譯了許多中國著述,內容涉及天文、地理、語文、歷史、宗教、哲學、動植物、農業、中醫藥、建筑、制瓷、園林、音樂等。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和《中國上古史》,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卜彌格的《中國植物》《中醫津要》,白晉的《康熙帝傳》和《中國現狀論》,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中國禮儀論》,馬若瑟的 《漢語札記》,宋君榮的 《中國天文史》,馮秉正的 《中國通史》,以及錢德明的《中國兵法志》和《中國古今音樂記》等等。這些著述傳入歐洲后在其文學界、思想界產生影響,為歐洲“漢學”的興起打下了基礎,亦促成歐洲社會“中國熱”風潮的出現。

        “海上絲綢之路”與綠洲、草原“絲綢之路”相比,開辟時間晚,但其輻射范圍廣,社會影響大,持續時間則更為恒久。由于沿線國家和人民的精心維護,這一海上通道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內,充滿活力,生生不息,充分展現了在古代中外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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